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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政权内发生了5次叛乱或言政变，平均每两个多月就发生一次。这到底是为什么？在笔者看来：第一，朱元璋处置不公。尽管叫花子出身的“伟大领袖”常常巧舌如簧，谎话连篇，忽悠，再忽悠，直至目的达到，但靠忽悠手法做事，只能糊弄人们一时，绝不可能做到永远。譬如，朱元璋常将自己打扮成公平、正义的化身，其实根本不可能、也没法做到。没法做到也就罢了，关键还在于朱元璋十分容不得带点“刺儿”的人，一有机会就要将那“刺儿”给除掉。搞人、整人，朱重八绝对是个好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江西洪都发生祝宗和康泰之乱，守将邓愈战败逃亡。按照当时朱元璋定的规矩：一旦发生军事争夺战，将士们就必须与城池共存亡，否则就依法严处。可由于他个人的偏爱，邓愈逃亡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与此情形相反，半年前的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陈友谅悍将张定边发动了对安庆的猛烈攻击，守将赵仲中抵挡不住，败逃回了应天，立即被朱元璋赐死。虽然他的军中官职由弟弟赵庸来接替，但有着自己独特思维的人或言“带刺儿”的人们就恐怕不一定会咽下这口气吧。
第二，朱元璋从小家境贫寒，当过小和尚、要过饭，后来又“倒插门”……整个他的人生早期基本上都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受尽了社会的歧视，个人的生存需求、生理需求和尊重需求（马斯洛的人类七种基本需求）等几乎无从谈起，因而造成了他内心的极度自卑。极度自卑的人一旦成功了常常会表现出极度的自尊、绝对的自我。这种绝对的自我体现在对待自己部将或女人不忠行为的处置上尤为明显。说白了，残忍成性的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把别人真正放在眼里：部下的，都是我的，谁要是不同意，挑战我的权威，哪怕是有一点点的不满，就有你好果子吃了。谢再兴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而邵荣更是一个典型。在朱元璋的内心深处，邵荣是我的部下将领，这是官场上好听一点的称呼，实际上还不就是我朱某人的一条走狗，用朱元璋时时比照的老同乡、流氓皇帝的直白话来说，就是一条“功狗”么。我朱元璋占有你邵荣的女儿，不就是弄条小母狗来乐乐，这是我看得起你，有什么稀奇的。同理，将谢再兴家大女儿娶到朱家，配给朱文正做媳妇，将二女儿做慰问品，送给，这是“天生圣人”“恩意甚厚”啊，你谢再兴不要不领情！
不过对于早年一起战斗过的老哥儿们、老兄弟邵荣、谢再兴等人来说，他们却不买这个账，什么天生龙种，还不是一个臭要饭的和尚出身，所以邵荣、谢再兴都敢反，他俩是挑战权威的悲剧英雄，而挑战权威是要有资本的，邵荣资本不够，只好英雄地“走”了；谢再兴资本也不够，只好投敌了，“朱圣人”随即杀了他的全家，谁叫你们来挑战我“朱圣人”的权威？！当然你邵荣拎得清，不再揭短，我朱元璋就留你全家活口，包括那只已经被我朱某人强行“性福”过的“小母狗”。对于这一点，与邵荣一起谋反的赵继祖看得更清楚、说得更透彻：“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而醉。”
第三，朱元璋个性偏激使得很多平常化问题迅速激化。在五次叛乱中，谢再兴的反叛实属无奈。朱元璋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谢再兴，简直没把人家部将当做人看待，谢家闺女在“朱圣人”的眼里也不过是与邵家少女同为小母狗吧了，配给徐达将军快乐快乐，这是他谢家十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也是小母狗的造化！最为极端的做法是，魔鬼兽性的朱元璋还将左、縻两个死人人头挂到了谢再兴的办公室，这是激怒人家造反啊！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后人看到的国史将这些“朱圣人”的“杰作”都给讳忌掉了。由此，笔者想到，历代所谓的正史又有多少是可靠的？回归正题，事实上从明初整个历史来看，朱元璋的这种偏激个性带来的祸害与灾难至此还仅仅是开了个头，随后发生的安丰救主、大都督亲侄儿朱文正“反叛”以及开国后大明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很好地证明了“朱圣人”偏激个性里所隐含的致命缺陷。十分可惜的是，同时代他的政敌们恰恰没有抓住时机，发起击中命门的打击。
“防火墙”倒塌了朱元璋“暗送秋波”与元顺帝“怀春”“怀孕”就实而言，当时的朱元璋日子并不好过，用内忧外患来形容的话一点也不过分，内忧就是前面讲过的五次叛乱，那外患呢？自龙湾之战后陈友谅像是一只被猎鹰追赶的兔子一样，一路狂奔，循着来时的老路，回到了家。这次一回去，他就在武昌的“老家”待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来过，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一路的“诸侯豪杰”似的；而东线那个经常被朱元拍拍贷被金融照妖镜曝光璋欺负的张士诚也被打怕了，窝在苏州城不出来。那朱元璋的外患到底在哪里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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